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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的仪式》记录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

思想家萨特VS平凡人萨特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恐怕是全世界最有名、最神秘的一对情侣。作为最接近萨特,也是对他最重要的女性,波伏瓦依据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写的日记,以及从朋友的笔录和口述中收集的各种材料,详细记录了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波伏瓦在开篇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也许是唯一一本——您不会在交付印刷前读到的书。整本书都是为您写的,却和您无关。

萨特和波伏瓦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余波未平,萨特已届65岁,深受该事件影响的他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修正了从前的观念,提出了“新知识分子”的概念,努力让自己融入群众之中。他领导数份报纸的编辑工作、发起成立战斗组织、参加大型集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支持受迫害人士、筹备电视纪录片,在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的同时,他仍然用头脑最清醒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
萨特晚年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牙病困扰、缺氧症、视力下降几近失明、脑损伤、尿毒症……他对疾病从初识到恐惧,从讳疾忌医到放下杂念,展现了一个伟大哲学家在面对生老病死时“普通人”的一面。“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我想我完不成《福楼拜》了。”“我的眼睛再也好不了了吗?”“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显然,日益炽长的焦虑情绪折磨着他。他想到了他的身体、他的年龄,想到了死。一个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疾病和死亡?一个终身践行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如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萨特
《告别的仪式》中,波伏瓦写道: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晚上我们和博斯特聚会时,萨特已经完全恢复了行走能力和语言能力,好心情也回来了。我当着他的面对博斯特说,为了限制他喝酒、茶、咖啡和服兴奋剂,我肯定会跟他吵架。萨特要去睡了,上楼时,从突悬在我工作室上方的阳台处传来他哼歌儿的声音:“我不愿给我的海狸添一点儿负担,哪怕一点点……”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还有一件事让我同样感动——在圆顶酒店吃午饭时,他指着一个蓝眼、黑发、脸有点儿圆的姑娘问我:“您知道她使我想起谁吗?”“不知道。”“想起您,她这个年纪的您。”

《告别的仪式》外封
萨特的最后十年读起来异常真实。无数巨细靡遗的细节和如同亲临现场的对话,罕见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萨特。“最强大脑”的终极对谈萨特六十五岁之后视力下降,后来几乎失明,虽然有心写自传,却无法完成。波伏瓦提议将两人的谈话用录音记录下来,再整理成文。谈话由现实经历开始,最后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波伏瓦和萨特,一个大胆提问,一个知无不言,抛开了彼此的亲密关系,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和友谊,没有提防,也没有设限,对任何问题都来者不拒,对谈中往往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将萨特哲学中最光辉的核心呈现了出来。波伏瓦说,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萨特百转千回的思想历程,听到他活灵活现的声音”。

波伏瓦
波伏瓦:是不是由于感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您才一直拒绝任何使您与众不同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您的朋友们经常会注意到您对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荣誉十分厌恶,避之不及。这是否与之相关?此外,您在怎样的场合中才会确切表现出这种厌恶?萨特:肯定有一定联系;但也跟我的思想有关,即我深刻的实在性是凌驾于荣誉之上的。因为这些荣誉是由一部分人颁发给另一部分人的;颁发荣誉的人,无论他有荣誉勋章,还是得过诺贝尔奖,都没有资格颁发荣誉。我没见过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儿、歌德颁发奖项的人,而这个奖项意味着您目前属于一个级别;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实在,而您属于这种文学中的某一个级别。我否定这样做的可行性,因此,我否定任何荣誉。

《告别的仪式》内封
波伏瓦:这能解释您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但您的第一次拒绝是在战后,拒绝了荣誉勋章。萨特:是的。对。在我看来,荣誉勋章是给平庸之辈的酬劳,适合批量生产。可以说,某个工程师应该得到荣誉勋章,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工程师不配拿。说真的,他们并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他们干的工作,或者是头头的推荐,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被鉴别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与他们的实在性相应的东西。这种实在性是无法计量的。

《告别的仪式》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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