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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绯闻放一放,领教一下梁思成林徽因的真正人生

【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一代学人复兴传统之努力,真知灼见远超时代】1948年冬天,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一天,一位解放军干部敲开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说明来意: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喜出望外。他把北平重点文物准确地标在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一份《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并交给那位干部。据说在西柏坡,这幅由军事地图变成的《北平重点文物图》,挂到那位伟人的指挥所墙壁上。他命令围城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些重要文化古迹。为什么找梁思成来标注重点文物?那时候,梁思成已经是中国古建筑保护领域屈指可数的领军人物。梁思成出身名门,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儿子,1901年生于日本。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他和林徽因——民国时期最有声望的名媛之一,她的“人间四月天”,她和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纠葛,成为当下自媒体写作的热点,几乎盖过了两人真正的成就——共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梁思成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肄业)。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进了美术系,但坚持自学了建筑学课程,日后也成为建筑师,成为梁思成的得力助手。1947年4月,梁思成(右四)在纽约与建筑师讨论联合国大厦的设计

1928年两人结婚。回国后,他们先是到了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后来先后回到北平,进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另一位建筑学大师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此后,夫妇二人主要从事古建筑修复和勘察工作。抗战爆发前的几年时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走遍中国北方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等等。1939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1942年梁思成以此前实地考察的资料为基础,着手编写《中国建筑史》,于1944年完成。

翻开这本书你会知道,梁思成的人生使命,就是为中国古建筑续命。那些淹没千年,甚至即将与草木同朽的一栋栋古建筑,在他的手里恢复了时光赋予的尊严。一、从这本书里,真切体会那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赤诚、对国家命运的担当1、踏遍大好河山,只为古建筑传统寻找证明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是一部教材,但绝对不同于今天那些聚集一群人,利用资金支持,东拼西凑攒起来的教材。这是他一个人的著作,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是此后同类著作都无法绕开的。尽管从搜集材料的全面来讲,比不上今天的教材。但里面提到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作者亲自勘验过,并为它配上了精美绝伦的绘图。在严谨古奥的叙事后面,往往隐藏着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例如,关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中国建筑史》是这样写的:
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殿之建立人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为阉官“故右军中尉王”(守澄)建造,其名均见于殿内梁下及殿前大中十一年经幢。
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与这客观冷静的记述相反,他们发现佛光寺的现场,却是激动人心的。当时,有日本学者断言:“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想看唐代的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奈良。”尽管梁思成钦佩日本人的治学精神,但从民族情感上来说,难以接受他们的臆断。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中国唐代建筑的发现之旅。1937年6月,梁思成得到佛光寺的线索,便与林徽因一起,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骑着毛驴,驮着背囊,沿着五台县向北的官道前往五台山,直奔佛光寺。当时佛光寺已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人迹罕至。梁思成看到肃穆庄严的大殿,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见到的所有建筑更古老的建筑。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林徽因的远视眼,在此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他们的后人回忆:很多年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埋没于时光千年的古建筑重光,惊艳了世人。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被这一对不服气的年轻学子推翻。

工作中的林徽因
2、学人报国,梁思成夫妇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优秀人们的选择林徽因不仅是梁思成的妻子,更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如上所述,梁思成的发现往往离不开林徽因的贡献。而林徽因年仅50岁出头便逝去,也与梁思成当年一个选择分不开。抗日战争初期,只有30多岁的林徽因就卧病在床。当时,美国有几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约请梁思成去美国工作,而且,林徽因的病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疗。

梁思成与林徽因
梁思成却回信拒绝: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 我不能离开她, 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 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在四川的偏僻农村李庄,继续从事心爱的建筑事业。他们的朋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前往探望,见到他们夫妇后,百感交集:
二次大战中, 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 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 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 他们是不怕困难, 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 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 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 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 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实在那个神州飘摇、凄风苦雨的艰难时世,这样的学者还有很多,特别是在西南联大:钱穆写出《国史大纲》,陈寅恪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罗常培开辟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汤用彤写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写出《新唯识论》,华罗庚写出《堆垒素数论》……西南联大成为教育史文化史上再也无法重现的奇迹。而西南联大那些简陋的校舍,就是梁思成亲自设计的。二、理念走在时代前列,得到的只是一声叹息1、为古建筑续命,毅然做时代的“逆行者”中国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珍惜古建筑的理念。因为中国人对于建筑,只从实用角度考量,“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而且 “建筑活动受道德观念之制裁”,一个好的皇帝,是绝对不去大兴土木的。亡国之君的一个罪状,通常也是大搞建筑。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传统建筑更加不重视。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城市,人们纷纷拆掉古建筑,建起小洋楼。梁思成痛陈当时人们破坏传统建筑的现象:
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近如去年甘肃某县为扩宽街道,‘整顿’市容,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而负责者竟悉数加以摧毁,便是一例。
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这段话,是不是也可以形容最近的四十多年呢?)
梁思成颇有感慨:“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他承认,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当时来说,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也未免太过分了!当时有一个叫乐嘉藻的人,写了一本《中国建筑史》,里面有一篇《北平旧建筑保存意见书》,提议将北平古建筑中的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统统拆掉。梁思成看到之后,立即愤怒地写文章批评:
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
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原载1934年3月3日《大公报》第十二版,《文艺副刊》第六十四期。)

他的呼吁,锥心泣血: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在推土机和铲车的隆隆轰鸣中,一座座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牌楼、古建筑,还有古城墙,轰然倒塌。不仅如此,从1955年开始,建筑界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开展了持久的批判。他想认真修改、重写这部《中国建筑史》的想法,最终化为了泡影。数十载后,人们终于理解了他的泣血呼号,可惜太晚了。我们拆除了无数真古董,却又盖起了大量的假古董建筑。但无论盖多少假古董,终究是假的。2、或许可以理解当年拆除老城墙的苦衷,但谁能不为之痛惜呢?近年来,人们对梁思成的建筑理念越来越推崇,越来越多的人指责当年拆除北京城的古建筑。但也有很多人提出,不要神化梁思成,当年拆北京城墙和古建筑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指出,在当时的北京城,牌楼、城门,越来越阻碍交通,限制民生发展,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当时每天仅粪车的出入就造成极大的交通压力,再加上粮食、蔬菜、煤柴之类生活物资的运输,人员进出城的交通需求,牌楼和城门造成的“肠梗阻”就更显严重。这些极具体、又非尽快解决不可的民生的问题,被摆到梁思成的书桌上,他也束手无策,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使放到今天,两全其美的办法恐怕还是很难找。而且,他当年设计的北京城建设方案,也不尽然科学。总不能在整个国家都百废待兴的时候,新政府放着可以利用的老城区不用,另外找地方大兴土木、建办公场所吧?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无论什么样的道理,都无法抑制我们一想起那些被拆毁古建筑,心里便痛惜不已吧!三、梁思成的“天问”:民族建筑的“老树”上,如何发出“新枝”1、“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民族建筑的衰落,象征着民族文化的衰落。《中国建筑史》指出: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同样,国家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传统建筑的复兴。梁思成断言: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至于如何建设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他在《中国建筑史》里指出: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那么,他有没有复兴传统建筑方面的作品呢?这里必须提一下梁思成作为建筑师,最为辉煌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国家级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此项工程的设计,汇聚了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家、艺术家,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梁思成担任了纪念碑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建筑组组长。经过几轮挑选,初步确定下图左边所示的建筑方案。正生病住院的梁思成见到这个方案后,感觉存在比较大的缺点,于是带病在医院设计了新的方案,将两方案的比较,详加说明,呈交纪念碑建设委员会。

(图片来源  楼庆西:《梁思成、林徽因与北京城市规划 》)梁思成设计的方案,庄严、稳重、大气,富有民族风格,体现了他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出的“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的主张。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采纳新的方案。这就是今天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2、梁思成的批评,人们听进去了;但他的世纪天问仍难以回答当年,梁思成设想的北京,不是工厂林立、到处冒烟,而应该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如今这已经写进了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当年,梁思成提出建筑应该有民族形式,如今也成了世界各国大多数建筑师的共识。1999 年,世界建筑师协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建筑师一致认为,建筑的创作除了应该采用不断发展的新材料、新技术以外,仍然应该提倡创造具有地域特征的形式,并把这种理念写进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作为21 世纪建筑创作的指导思想。对于满大街洋人建筑和洋人名称,这本书里也早就批评了: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还记得前两年全国各地纠正那些欧式名称的行动吗?当年拆除的牌楼,如今在前门大马路和一些街道上,又一座座建立起来。永定门已经重建,几段明代老城墙也复建了。

重建的永定门
尽管在今天,保护古建筑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如何真正复兴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却仍然有待探索。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发问:无疑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建筑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这诚为世纪天问,但今日仍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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